——兼谈吴景超、潘光旦关于“民族自信力”先天根据的论争（副题）
核心提示
●吴景超特别提到中国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他的根据是中国侨民的分布范围很广，热带寒带都能适应，不像白人黑人适应范围狭小，不时发生“水土不服”的问题。这种体力上的优势，也使得中国人在生存竞争上不会被淘汰，而且有很大的向各处发展的潜在力量。
(资料图)
●吴景超和潘光旦都是具有严谨学术态度和爱国情怀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人的体力和智力水平的认识上能够达成某些共识，但侧重点的差别还是清晰可见的：吴景超更多地看到中国民族性的某些优势，而潘光旦则更强调对民族性的不利因素作更真切的认识和改造。
1935年7月7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刊出了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的吴景超的《自信心的根据》一文。此文对当时中西文化讨论中出现的中国文化悲观论调进行了反驳：“有些人考虑到这些事实之后，便丧失了自信心，以为我们的文化既不如人，便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如别人的证据。”吴景超着意于文化问题，从民族特性的普遍性上求解，力图为培植民族自信心做出论证。
“最科学的态度，是假设我们不优于白人也不弱于白人以待证于将来”
吴景超的《自信心的根据》一文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作，而是他长期关注并思考中西文化和中西民族问题的结晶，其博士论文《唐人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边际人”的角度探讨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而这篇文章基本观点的雏形可追溯到1929年初发表的《中国文明何时可与欧美并驾齐驱？》一文。
1929年3月12日，时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吴景超写了一篇《中国文明何时可与欧美并驾齐驱？》，发表在社会影响很大的大众刊物《生活周刊》上。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列举当时关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两种流行看法，并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一种意见以为中国的物质文明也许比不上西洋人，但如谈到精神文明，那么中国一定要首屈一指了；另外一部分人则是对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看不起。吴景超认为，这两派意见“都失之过偏”，前者是妄自尊大，后者是妄自菲薄，都不是正确的态度。什么才是正确的态度呢？他认为，最为可取的是自觉的态度，也可称为努力的态度。所谓“自觉的态度”，“简言之，便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如人，何以不如人”。从中国文化的现状而言，他对那些采取批评态度的人“抱有相当的同情”，这就是不讳疾忌医，首先要“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如人”。第二步才是了解我们“何以不如人”。
如果说中国文化不如人的原因是从先天根据上来说，我们民族的智慧就比不上欧美民族，那么这个打击将是釜底抽薪式的，后天再多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吴景超说：“假如我们的智力是比欧美人差的，那么中国文化的前途可谓毫无希望。”今天的人已经很难体会近代中国人在国际上所遭遇的诸多挫折，以及它们带给国人心头的那种普遍缺乏自信力的情形。更何况，当时在西方种族偏见盛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要花很多精力和心思来论证中国人的智慧并不低于欧美人，或者将这一点作为他们讨论中国文化前途的前提条件之一。
吴景超很重视关于中国人和欧美人智力高下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文明何时可与欧美并驾齐驱？》一文里，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征引西方心理学、社会学学者根据智力测量结果对于黄、白二种人智慧高下的判断。他是一个很注意广泛搜集材料的学者，并不是刻意搜集对黄种人或中国人有利的证据，而对不利的证据视而不见。首先他列举了三种主张中国人的智力较差于白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并没有加以批驳；其次，他又引用了两种主张“中西人的智慧是相等的，并没有差别”的研究成果；最后引用了三种主张“中国人的智慧较胜于白人”的研究成果。这八种研究成果，都是学者根据选取范围大小不同的人群加以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因选样大小不同，选取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究竟哪一种可信呢？一时不容易断言，但吴景超在意的是：“科学的证据，并没有把我们列入劣等民族之中”，“我们看了这些统计，不必自夸，也不要自馁。最科学的态度，是假设我们不优于白人也不弱于白人以待证于将来。”这真是学者的态度，即便有大部分的研究至少支持中国人不劣于白人，他也没有对此有利于自己论证的材料大加赞扬，而只是很谨慎地提示我们要有信心，并将“不优于白人也不弱于白人”的想法作为假设，以待将来更加周详的研究。
中国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在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论争论最热烈的1935年，吴景超又写了《自信心的根据》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吴景超的论证思路一如往昔，依然是从历史上的文化表现和科学上的生物依据两个方面来论证中华民族并不弱于白人，他希望以此来“增加大众对于自己的信心”。在引用两种西方学者关于头颅容量和脑重量的研究成果之后，他认为中国人的数据较优于西方人，并不足以成为引为自傲的确实证据，“此处我们要替欧人说一句话，就是欧人脑重的平均数，是根据一万以上的个案而得到的，中国人的平均数，只根据少数个案，样本太小，也许不能目为定论。不过我们可以说的，就是现在的研究，证明我们的脑经，是并不弱于白人的”。
吴景超还特别提到中国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他的根据是中国侨民的分布范围很广，热带寒带都能适应，不像白人黑人适应范围狭小，不时发生“水土不服”的问题。这点见解大概是当时流行的认识，吴景超特别引用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的话来支持。这种体力上的优势，也使得中国人在生存竞争上不会被淘汰，而且有很大的向各处发展的潜在力量。
吴景超的社会学专业背景决定了他并不是从自然科学层面研究种族，但他希望征引一些生物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证明中西种族的平等，在这个基础上他将重点放在文化方面的论述。在广泛阅读西方人关于中西种族智慧高下的科学成果后，他首先确立了很强的民族自信心：“我们只要离开文化的领域，走入生物的领域，离开文化而谈民族，离开后天的而谈先天的，离开环境而看遗传，就可发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有一个灿烂的将来的。”
民族自信力非具有体力与智力的生物条件不可
吴景超的《自信心的根据》刊出后不久，1935年7月21日，以研究民族特性知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立即写了一篇《论自信力的根据》回应，其中既有赞同，也有重要的补充。因吴、潘的文章都有很多人关注，《独立评论》便将原刊于《大公报》的吴文加以转载，随后又在第162号上刊出吴景超对潘光旦的回应文章《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两位社会学家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民族自信力”问题展开有深度的往复辩论，对于中国人认识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潘光旦在原则上非常赞同吴景超的基本看法，即民族自信力非具有体力与智力的生物条件不可；对于吴景超提出的种种论证，他也表示乐于接受。不过，他依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中华民族的体力和智力上的问题都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讨论，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吴景超和潘光旦都是具有严谨学术态度和爱国情怀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人的体力和智力水平的认识上能够达成某些共识，但侧重点的差别还是清晰可见的：吴景超更多地看到中国民族性的某些优势，而潘光旦则更强调对民族性的不利因素作更真切的认识和改造。正因为如此，同样喜好发掘中华民族特殊性的梁漱溟先生对潘光旦的民族特性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我们可以用“消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和“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来分别概括潘光旦和吴景超的主要思想倾向，前者批评与反思多于肯定与鼓舞，后者则正好相反。他们从不同的思考方向提出了值得时人乃至后世继续思考的问题。
潘光旦所提出的中国民族特性中的消极适应环境的能力，那种“随遇而安的能力，抵抗疾病的能力，耐劳忍苦的能力，逆来顺受的能力”，我们不是至今还随处可见吗？这些当然有其文化的、社会的原因，但是它们就没有一点先天的根据，仅仅是由后天的社会文化制度决定的吗？恐怕也不尽然。一个民族当然有其特殊的体质和适应环境的方式，两者交相作用，产生多种多样的民族特性，不承认这些民族特性差异，不承认这些差异具有某种先天的根据恐怕是不科学的。在国际体育竞技场合、在社会生活领域，这些都是一再被证明的道理，可以作进一步的学术上的探讨。
吴景超侧重“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对中国为什么缺乏发明的文化基础，也就是中国为什么缺乏自然科学的探讨，被有些学者认为是首先提出并回答了“李约瑟问题”。他的看法有两点：一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中国知识分子的用心对象不是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学术空气决定的，不幸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主要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培养了许多“难能而并不可贵的本领”，如背诵十三经等事情上；二是中国人在建筑自己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个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如果能像欧洲各国一样，广泛吸收别国的文化成果以为己用，便能大大加快自己的发展速度。
（吕文浩，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